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(Ferdinand de Saussure)的符號學(Semiology)中，是由能指(Signifier)／所指(Signified)構成符號的體系與意指過程。簡單來說，也就是物與物的心理表象，比如樹這個字和樹的形象，構成了樹的記號(sign)。而索緒爾這種二元論的語言符號學延伸到藝術上的研究，而歐陸體系的符號學也是以這種二元論為基礎。

美國哲學家皮爾斯(Charles Sanders Pierce)的記號學 (Semiotics)，主要是以依據(representamen)、助釋(interpretant)、標物(referent)構成符號與意指的過程，比如說某人看到一幅畫，說是一籃水果的靜物，而那影像，是圍繞其他東西，是某個東西的記號(sign — representamen (依據))。而觀者在他的心中形塑這個影像，是依據他聯想的某個東西的影像。而這個心理的影像(mental image)就是助釋，言詮(interpretant)。而助釋(interpretant)指向標物( referent)。標物對每個人都不一樣。可能對某人代表真實的水果，對某人是靜物畫，對其他人可能是一大筆錢才買的起的價值，對另一個人又可能是17世紀的荷蘭。對這幅畫來說標物是個人主觀的和接受－決定(reception-determined)的。而在皮爾斯的三元論諸多符號類型學中，最廣泛應用於圖像分析的則是圖像(icon)、 象徵(symbol)與索引 (index)。圖像是指有相似性的，如一個人的肖像照片形式上帶有和本人的一種確定的相似性。象徵則是任意武斷的符號，如交通號誌。索引則是有前後關係的符號，如沙灘上的腳印指涉走過的人。攝影照片若是在皮爾斯的這種思維模式下看，既是圖像，又是索引。

雖然結構/ 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羅蘭．巴特(Roland Barthes)有其自己的符號學體系，但在他著名的《明室(La Chambre Claire)》一書中，用知面(studium，畫面上的訊息)與刺點(punctum，個人的經驗感受)的觀點解釋攝影影像，並用此曾在(Ça a été)的觀念解釋了對攝影的觀看，並關聯到失去與死亡。而美國藝術史家Rosalind Krauss等人指出攝影這種”索引般的”狀態使它成為數種美學實踐上的先驅，如環境藝術、身體藝術、動態繪畫(Gestural painting，如Jackson Pollock)－均在藝術創作中使用真實(reality)本身為出發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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